據統計，在中國大陸流動的人口達到三億，且大多數都是中下階級的勞動人口，為了討生活而流浪到大都市中。這些可憐的「流浪人」、「北漂人」，往往成為社會階層中被漠視的一群。

對於中國目前的現狀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的預測，可能是世界上爭議最多、分歧最嚴重的話題。然而有一個問題，恐怕是幾乎所有人，從最左的共產主義原旨信徒到各式各樣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會有太多的異議。那就是，中國正在離開其幾千年來形成的根基，從一個傳統的社會結構向一個新的未知的狀態過渡。其中，人口流動和職業變遷，可能是最重要的表現。

流動人口達三億

根據中國大陸官方的數據，一九八二年全國共有一年以上常住流動人口六百五十七萬人，到一九九零年上升到二千一百三十五萬人，增長二點二五倍。一九九五年在公安機關登記的暫住人口為四千四百萬人，二零零零年，約為八千萬，而到二零零六年，這個數字已經接近一點五億。需要說明的是，這裏的數字，是所謂的「登記暫住人口」。

在中國，只有在超大型城市和某些發達區域才需要進行暫住登記，所以有的學者認為，目前全中國離開自己戶籍所在地而在外地「漂流」的人口，可能有超過三億人。

中國的流通人口，主要由農村流出的「剩餘勞動力」構成，按照社會學一般的概念，這個人口也可以稱為失業農民。中國官方的數據顯示，一九八四年中國約有農業剩餘勞動力九千四百八十五萬人，一九九四年超過二億人，到二零零零年為三億人。事實上，中國農業人口目前仍有八億，占全中國人口的60％。如果中國以韓國和台灣的發展速度，農業人口降低到總人口的10％，則仍有數量龐大的農村人口會繼續「流動」。

和這些「農村人口」流動同時發生的，是大學畢業生流動就業，異地創業造成的人口流動，形成了一個中國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大規模人口移動浪潮，伴隨著經濟的急速發展，中國大陸的傳統型社會結構不斷解體和重組，也同樣是中國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新問題。

大城市中的外來人口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上海市進行了第五次流動人口抽樣調查，調查結果，每天有外來的流動人口三百三十一萬，比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第四次調查的一百九十三萬增加了一百三十八萬，年遞增率為11.4％。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日，北京市也進行了全市流動人口抽樣調查，調查結果，當天外來的流動人口為三百二十九點五萬，接近於戶籍人口一千零六十二點八萬人的三分之一，比一九八零年淨增加三百萬，大約增長一點五倍。

毗鄰香港的深圳，從一九八零年的一個人口幾千人的小鎮，到二零零四年人口一千二百萬的大都會，其城市人口絕大部份都是外來移民。當然，深圳從無到有的歷史是中國發展過程的一個特殊現象，並不能代表中國大陸社會的一般狀況。

深圳年輕的外來女工。（Getty Images）

根據中國公安部二零零六年的數字，流動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廣東、上海、北京、浙江、江蘇，聚集了流動人口總數的近七成。而四川、安徽、湖南、河南、湖北則為人口流出大省，流出人口占流動人口的五成。

從整體的情況分析，中國人口的流動趨勢，主要是從中西部向東南部流動，從內地向邊疆流動，從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流動。

大陸官方的調查資料顯示，中國流動人口的平均文化素質偏低，以初中、小學文化水平者為主。九十年代中期的一個調查顯示，在上海的流動人口中，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高中占10.1％，初中和小學分別占48％和28％，文盲、半文盲占9.1％。但在農民中，流動人口的文化程度要高於非流動人口，一九九二年，中國農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率為22.2％，小學文化程度者為45.1％，合計為67.3％，而流動人口中這一部份僅佔35.6％，顯示中國農村大批人才外流。

不過，在一些超大型城市中，流動人口的素質高，影響力也很大。但卻未必被官方計算在所謂的流動人口當中。

表一：一九八零至二零零零年上海市流入人口與常住人口對比

資料來源：《上海人口發展報告》，上海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辦公室。

「北漂族」達三百八十萬

以北京為例，就有一個龐大的對北京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北漂族」。香港《明報》曾經報導說，演藝圈「北漂」族在一九九二年約二萬人，二零零六年已達三十萬。近年，「北漂」大軍呈現多樣化。資訊科技業、文學界、考試群體都聚集了大群「北漂」。一張張年輕面孔，掙扎求存，追尋夢想。在二零零一年，在海澱這個高新科技區域，有十萬沒有北京戶口的大學畢業生打工。按專家的說法，目前有三百八十萬「北漂」在北京工作、生活。

這種情況，在上海也同樣存在。根據上海市政府的調查，二零零五年「來滬人員」（上海對外來人口的官方稱呼）總量達五百八十一萬人，約占全市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十九個區縣中，有三個區流動人口數量超過了戶籍人口數。而進入上海的外來人口素質，和北京有明顯的不同，主要體現在上海外來人口教育程度相對較低。

表二：二零零零年上海市人口文化構成比重

資料來源：《上海人口發展報告》

廣東外來人口占三分之一

廣東省是中國最重要的人口流入地。深圳、東莞、廣州是中國吸引外來人口最多的三個城市，這三個總規模並不大的城市，外來人口的數量很可能高於北京和上海。

當地官方的數字顯示，雖然二零零七年廣東外來人口數量出現了二十多年來的首次降低，但仍然達到三千八百一十二萬人之多，占廣東總人口一億兩千萬的三分之一。

廣東的外來人口，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富裕地區，由於這裏是外資進入中國的橋頭堡，港台資企業和外資企業雲集，吸引了數量巨大的外省勞工在這裏工作，主要為低度知識性的勞動力。

不久前，廣東官方的中華總工會的一名官員，在接受大陸媒體採訪的時候表示，廣東省的外來工總數，最保守數字也超過三千萬。

「而在這個群體中，有一半人正處在單身狀態。」與會的省工會相關負責人介紹說。

表三：廣東外來人口占三分之一

戶籍制度落後難改

人口流動加劇，在全世界發展中國家裡都相當普遍，尤其是在經濟起飛和快速增長時期，這個趨勢被看成是一國經濟起飛的起跑階段。然而，在中國大陸，流動人口，通常是和中國自五十年代後建立的戶籍制度相聯繫的。

以北京的所謂「北漂族」為例，界定「北漂」是否擁有北京戶口是重要的標準。自中國上世紀五十年代實行戶籍制度起，凡進京工作的人必須由單位調入，其中涉及到食品供應、住房、醫療、子女入學等各種有形利益，無不以無形的戶口為前提。通常，很少有人將北京的農民工視為「北漂」，儘管他們同樣沒戶口。因此，「北漂」通常指擁有大學學歷，從事腦力工作的外地年輕人。

北京的農民工人數，大約也在兩三百萬之間，但大部份北京的農民工在建築工地工作，居住在狹窄的工棚之內，生活消費極少，而且幾乎被這個中國首都的其他階層完全忽視。

北京市郊外來民工簡陋的窩居。（Getty Images）

在中國大陸，戶口是一個控制和管理的工具，而不是一種社會服務工具。中國的戶籍管理十分嚴格，在最嚴厲的時期，民眾外出外地都必須攜帶單位證明或者是戶口本，否則就面臨被「遣返」的命運。

中國居民管理的這種模式，雖然受到改革開放之後的社會變化的很大衝擊，但仍然是有關當局對民眾進行管制的法律基礎。二零零三年三月，湖北青年孫志剛在廣州被毆打致死案件，引起了中國社會的軒然大波，並直接衝擊了中國政府整個戶籍管理體制。
　

當局戶籍改革的兩難之局

孫志剛事件除了直接導致《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廢止之外，也引起了中國民眾和學者對中國現行戶籍管理體制的全面反思。在全世界，仍然對國內居民實行居住和工作地域限制的，大約只有五個國家，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大國。

中共建政之後的一九五七年，頒布了中國的戶籍管理辦法，所有居民不得自由地在國內搬遷移動和工作。這個戶籍，在隨後五十年的時間裏，不但是一個中國大陸居民的身份證明，更聯繫著他所有的社會福利，包括教育、醫療、退休、房屋福利和其他社會福利等。因此，一個「城市戶口」尤其是大城市的戶口，是中國民眾生活水平和質量最直接的因素。

中國大陸八十年代進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出現大幅度的增長，然而「以計畫經濟為背景建立和完善起來的中國戶籍制度，構成了城市中國與鄉土中國的分立壁壘。衍生在制度之上的各種特權與利益分配使得戶籍制度改革錯綜複雜，也給現行城市化進程設置了重重障礙，延緩了城市化的進程；另一方面，城市發展的滯後，城市公共資源的有限，也構成了戶籍制度改革的『瓶頸』。」（唐克、楊匯泉《戶籍制度改革與城市化進程的反思》）。

中國建設部部長汪光燾承認：「如果中國在未來十至二十年，不能成功將逾億的農民轉移到城市來，讓他們安居樂業，那麼中國的發展可能會遇到相當大的障礙。」

然而，放棄分隔城市和鄉村的戶籍制度，同樣也會為中國帶來許多現實問題。一些中國學者估算，大城市每增加十萬名流動人口，每天就需增加五萬公斤糧食、五萬公斤蔬菜、十萬千瓦小時電力、二千四百萬公斤水和七百三十輛公共汽車。這些流動人口還會產生十萬公斤垃圾，排放二千三百萬公斤生活污水和污染物，流動人口的持續增長也加大了城市管理的難度，如在戶籍、工商稅務、勞務市場管理方面和城市規劃、環境衛生等方面。

從這個估算當中，我們幾乎可以看到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的城市貧民化景象。對於中國政府而言，放棄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等於是加速人口流動的速度，或許可能出現城市貧民窟，甚至導致管理失效的結果。

根據中國的官方資料，一九九四年全國公安機關查獲暫住人口中的違法犯罪人員五十六點九萬，違法犯罪率高達12.8％，約為全國違法犯罪率的四倍。北京市近幾年來（九十年代中期）外來流動人口違法犯罪案件逐年增多。據北京市公安局統計，一九九零年外來人口犯罪率為25.5％，一九九二年為37.6％，到一九九四年已達到50％。城鄉結合達到70％，而且刑事大案、要案不斷增多，嚴重擾亂了社會治安。特別是外來流動人口聚集地區，賭博成風，逼賭、嫖宿、賣淫，甚至吸毒、販毒等活動層出不窮，給北京市的治安管理帶來了許多新問題。

然而，中國的戶籍舊體制同樣帶來了無法解決的問題。

北京求職應試的長龍。（法新社）

流動比例低，阻礙經濟發展

《中國經濟時報》表示，最大的負面影響是削弱了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阻礙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不利於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及人才市場。在美國，每年約有五分之一的人口遷移，各類人才及勞動力的充份流動，是保持美國經濟活力及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日本的流動人口比例也近五分之一，歐盟超過10％，而中國不僅流動比例低，而且極不穩定並缺乏保障。

其次是阻礙了城市化進程，對農業現代化及農村人口的轉移形成體制性障礙。目前，美國城鎮人口比例高達90％以上，發達國家也都在80％以上，全球城市化平均水平為46％，而中國僅為33％。中國大量的農村人口需要轉移，但事實上進城限制卻沒有從根本上放鬆。

再者是遏制了消費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大量城市務工農民，連基本的生存條件及安全感都沒有，身份不明工作不穩，城市需求及消費畸形發展。

此外，《中國經濟時報》又指出現行戶籍制度加劇了城鄉割裂，阻礙了城鄉統籌，加劇了社會分化。與住房、教育、社會保障等利益直接掛鉤，不同的戶籍有不同待遇，不僅人為地把本應平等的身份劃分為三六九等，而且加大了貧富差距。

因此，如何建立新的戶籍管理（服務）體制，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繼續發展的最大問題之一。

深圳成衣廠的女工。（法新社）

土地集體制束縛農民

土地也是中國流動人口維持流動的重要原因。在中國的憲法中，農村的耕地是所謂的「集體所有制」，農民不擁有自己耕種的土地，其擁有權必須依靠一個來源可疑的「集體」體現。對於農民來說，土地是他們最大最重要的資產，這和城市居民的房屋性質一樣。

在中國，農民依靠「承包」來使用土地，這種土地的使用權是以「人在農村」作為前提的。因此，中國農民雖然「流動」到城市工作和生活，但卻仍然要回到鄉村中去維持自己的「土地使用權」。這導致了一個結果，即農民由於沒有對耕地的最終處置權，所以他們寧願讓土地拋荒，也不願意讓自己變成「城市人」。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農民一方面抱怨在城市中不能獲得「城市人待遇」，另一方面卻不願意放棄自己的「農民待遇」身份。

這種雙重的矛盾，為中國經濟繼續發展所必需的城市化過程增加了障礙。如果農民的土地是私有，他可以考慮出售或者出租自己擁有完全處置權的土地，然後在城市中創業或者移居。但中國土地所有權問題的改革，卻面臨另外更為嚴厲的障礙。

處理社會流動關係未來發展

在中國的歷史上，「流民」一詞屬於貶義。大多會和四境不寧，民怨四起，甚至是亂賊峰起民不聊生等詞聯繫在一起。事實上，中國歷代末期，由於經濟變化和工商業的增長，往往導致貧富懸殊嚴重，土地兼併加速，大批失地農民流亡，充當賊寇或者到城市謀生的情況，尤以明末為甚。

有些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認為，長期和平導致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導致貧富懸殊，貧富懸殊導致大量流民，大量流民導致政權癱瘓，是中國歷代王朝的一個死結。

近代西方國家同樣有類似的問題。無論是十七世紀的英國還是後來的歐洲大陸，工商業發展和貧富懸殊，都帶來了類似的問題。德國的史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把文明發展當成一個生命過程，同樣，他也對德國工業化期間德國人的心態做出描述。

德國在工業化過程中，普通民眾的生存狀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中世紀那種子承父業的生活方式大為改變，他們無法確知未來的謀生方式、工作技能甚至居住的區域。

著名經濟學家哈耶克總結說，德國人這種集體性的不確定感和不安全感，是德國納粹上臺的社會背景因素，「願意放棄一些自身的權利來謀求安全」。

事實上，不確定感是人類焦慮的主要來源。目前中國大陸也正處在這樣的階段當中。經濟學界把一個國家人均GDP一千美元到八千美元，列為是社會極度混亂和最可能發生徹底垮塌的時期，這正是社會從一個「確定」走向另一個「確定」的中間階段。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人口流動並不比西方和日本更為嚴重，但關鍵在於中共的社會體制無法適應這種新的發展趨勢。中國政府仍然按照全面管死不留漏洞的原則進行社會管理，最終必使社會總體效率大大降低。◇

中共按照全面管死不留漏洞的原則進行社會管理，是社會總體效率低的根本原因。（法新社）